谨以此篇祝福那些曾关注你的地球另一端的人。

1972年，由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被认为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中国政府认为它恶意丑化中国，于是对其禁演，还掀起了巨大的批判声浪。直到2004年11月，《中国》才在北京上映。

一个是中国的普通小村庄，一个是意大利的著名大导演，是什么让原本远隔千山万水的二者连在一起了呢？这一切都要从安东尼奥尼来到河南省林州市大菜园村那天讲起……

安东尼奥尼来到林县拍摄

　　1972年5月底的一天，当时的林县城关公社大菜园大队来了几个身背摄像器材的异国客人。

　　他们一行数人在林县县委宣传部长的陪同下来到这里。在异国客人中，岁数较大的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时年六十岁，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摄影师，另外两位是年轻漂亮的恩丽卡和叫不上名字的男助理录音。

　　那时，这里的群众并不知道，这个看起来亲切和蔼，面带微笑的老头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大导演。1960年，安东尼奥尼执导的《奇遇》轰动国际影坛。1964年，他凭借《红色沙漠》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斩获“金狮奖”。

安东尼奥尼

虽然时间过去了近四十年，但一些细节让六十七岁的马东升至今记忆犹新。当年，马东升是大菜园大队的副支书。马东升清楚地记得，当时恩丽卡的胸前佩戴着一个意大利共产党的标志。

　　安东尼奥尼一脸络腮胡，但刮得很干净。摄影师叫都沃里，个子较高，他上身穿件鲜艳的红衣服。给马东升印象最深的是安东尼奥尼的女秘书恩丽卡，她嘴唇上抹着口红，手指甲和脚指甲也染成了红色。对恩丽卡来说，中国是一个神话。她出生于一个意大利共产党员的家庭，深受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影响。中国之行也成就了二十岁的恩丽卡和安东尼奥尼一生的爱情。从中国回到意大利后，相差四十岁的他们结婚了。

　　对安东尼奥尼和西方人来说，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1971年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申请到中国拍摄纪录片。考虑到意大利记者在意大利外贸部长访华期间所作的客观报道，经周恩来总理同意，中国外交部向其发出邀请。

　　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一行辗转来到北京。北京、河南林县、江苏苏州和南京、上海成为中国官方同意他拍摄的五个地方。其他四个地方都是大城市，而林县则是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人工天河”奇迹的地方。

　　5月28日，安东尼奥尼从北京来到林县。

　　地处土薄石厚干旱山区的林县，“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

　　1960年2月，林县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开始修建红旗渠。林县人民克服重重困难，苦战十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峡谷中修建了这条长达一千五百公里的红旗渠。

记录近四十年前的中国

　　在林县拍摄的四天时间里，安东尼奥尼并没有过多地去拍摄红旗渠，而是让更多的镜头静静地掠过农村。

　　那时在大菜园见到外国人并不稀罕，但是外国人来这儿拍片还是第一次。

　　20世纪60年代末，通水后的红旗渠吸引了无数外宾来此参观，林县也成为对外开放县。当时的大菜园大队是河南省革委会树立的“大寨式大队”的典型，村里有面粉厂、机械铸造厂等几家企业，村里民房大部分是土坯墙的红瓦房，是林县比较富裕的一个大队，这里也成了一些外宾光顾的地方。

　　当时大菜园大队领导班子正在大队部开会，他们就开始拍开会的情况。这里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鲜，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拍小学、拍胡同、拍田间地头……

　　安东尼奥尼还到了另外一个村庄，位于红旗渠一干渠旁边的北小庄，那个村庄的房子都是石头垒的，看起来不好看，安东尼奥尼要求在那里拍。结果第二天村里就派人用石灰粉把墙全部涂成白的了。安东尼奥尼一看，就不再拍了。

　　安东尼奥尼一行晚上住在林县第四招待所，他们对看到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就想问一问，看一看，拍一拍，所以晚上回来很晚。他们的早餐是鸡蛋、咖啡、面包和牛奶，安东尼奥尼也喜欢吃中国的饭菜。有天晚上，中方还给他们放《红旗渠》的英文版电影。

　　安东尼奥尼希望拍真实的中国人和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因为种种原因，原计划在中国拍三个月的他，在二十二天后带着三万米的胶片离开了中国。在世界级电影大师中，安东尼奥尼也是唯一记录了中国那段历史的人。

　　1973年1月，二百二十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首映式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其中的林县部分占三十多分钟。该片产生了巨大轰动，也受到了西方的追捧。

　　《中国》这样介绍大菜园村：“我们要求参观一个村庄，它有一千六百二十八名村民。所有的设施都在这四合院中的公共院子里：农具存放室、玉米仓库、磨坊和裁缝铺。院子里还有革命委员会，它负责生产队的工作。”

　　这是大菜园胡同的一个镜头：胡同两侧是低矮的土坯房，中间是一条泥泞的路面，胡同的尽头是一片菜地。

　　“今天要开会……他们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开始讨论这些语录。有人说，如果首先抓好政治思想，其他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谈完政治，他们又回头谈耕犁、割草、筛选种子……

　　“他们告诉我们，委员会甚至可以批准离婚，但又说离婚很少见，农村的夫妇很少离婚，因为他们很少吵架。”

纪录片中大菜园村大队干部开会的镜头

纪录片遭到了中国的批判

　　让安东尼奥尼没有料到的是，他录制的纪录片《中国》遭到了来自中国的猛烈批判。中国官方下令查禁。1973年9月，安东尼奥尼被迫把电影拷贝交给中国。

　　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显示，真正的原因是一个短短数秒的镜头。

　　在一个表现社会主义农业的猪圈的镜头中，一只猪懒洋洋地趴在猪圈里，朝着镜头傻乎乎地摆头晃脑，而响亮的背景音乐却是“文革”中最红火的革命歌曲：“中国人民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挣脱三座大山的压迫，昂起首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镜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国外，无数中国民众在放映厅外面集会示威，最后甚至和安东尼奥尼发生肢体冲突。而在中国国内，开始了席卷全国的批判运动。

纪录片《中国》在中国遭到批判

　　原来，这段和镜头中内容极不协调的音乐，是当年安东尼奥尼拍摄时养猪场广播站正在播出的音乐，而一点儿不懂中文的他自然不知道这个歌里唱的是什么内容。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拉开了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帷幕。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中国落后的一面。在影片中，北京被抹上一层青光，更加古旧，住房非常简陋。把庄严的天安门故意拍成时远时近的破碎集市，甚至恶意拍摄去天安门附近上公厕的人；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据资料记载，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几乎安东尼奥尼影片中涉及的每一处都有“代表”出来著文批判，这些批判文章最终结集为《中国人民不可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字数达十二万。

　　来自林县的批判文章说：“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他不拍，却专门去拍牛车、独轮车；田野里奔驰的大小拖拉机他不拍，却专门去拍毛驴拉屎；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场面他不拍，却专门去拍老人和病妇……”

　　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被编进了儿歌之中：“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作为对纪录片《中国》的回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摄了纪录片《红旗渠畔展新图》，在国内外放映。

镜头中群众去劳动的场面

三十二年后《中国》在北京上映

　　2004年11月，由意大利驻华使馆主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安东尼奥尼不能前往参加，但他的好友、影展策划人卡罗·迪卡罗带来了他的问候。“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他巨大的满足，让他感到了彻底的安心。”

　　“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在罗马举行的《中国》首映式上，安东尼奥尼这样表达他对中国的感情。当时，他要拍的是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

　　来中国前，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说：“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但在《中国》的拍摄过程中，“陪同”和“安排”的痕迹显而易见，但安东尼奥尼也在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作自己的思考。

　　当时，面对来自中国的猛烈批判，安东尼奥尼有口难辩，他不仅不被中国人接受，而且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抗议的人多数来自意大利与当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协会，他们指责他故意用多种方式诽谤中国，其中之一就是使用了“冷色调”，用这种方式来消除中国真正的色彩和中国的风景。

　　后来，在接受《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摄制组采访时，安东尼奥尼说：“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想做见证，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

　　笔者通过下载的《中国》视频看到，纪录片以《我爱北京天安门》歌曲开始，像一只沧桑的大手，一下子把人拽到了时空隧道。

　　影片中也有这样的镜头：纺织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

　　影片最后的二十分钟，全是杂技表演，观众也非常爱看，看到惊险处还不断鼓掌。

　　解说词在最后说：“中国正在开放它的大门，但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用它的一句老话：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意大利名导兑现对村民的承诺

　　2004年，时隔三十二年后，最富争议的《中国》在国内首次放映，它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时年11月，意大利首次发行了安东尼奥尼最富争议的作品《中国》的光盘。

纪录片《中国》片头

　　“安东尼奥尼是一个魔术师，如果没有《中国》，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保留那个年代气质的机会。”北京的刘海平看后受到很大震撼。他和妻子侯宇靖决定拍一部关于安东尼奥尼和中国传奇之缘的纪录片。

　　在罗马台伯河边的寓所，安东尼奥尼一见到他们，眼中就噙满了泪水，他牵住他们的手，使劲地摇，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说。当他看到刘海平妻子带来的三十多年前他曾拍摄过的大菜园村的照片时，放声大哭。

　　2004年年底，刘海平夫妇循着安东尼奥尼当年的足迹，探访大菜园村，所见所闻，让他们感慨万千。三十二年前安东尼奥尼镜头中的大菜园已经脱胎换骨，但是，村庄依然宁静，渠水仍在慢慢流淌。

　　摄制组带来了安东尼奥尼对大菜园村村民的问候。村里的一些群众也非常想念安东尼奥尼，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希望安东尼奥尼在有生之年能再次来到大菜园，看看这里的崭新变化。

　　可惜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安东尼奥尼身体偏瘫，当时已经九十四岁高龄的他已经不可能来到这里。这也是他一生的遗憾。

　　通过刘海平夫妇带来的光碟，马东升第一次看了《中国》，看到了自己和大队干部在破烂的大队部里一起开会的镜头。

　　他说，那时，他发现摄影师在偷拍土坯墙草房，他通过翻译和安东尼奥尼交涉，说群众住的绝大部分房子是红瓦房，你为什么拍草房？草房不能代表大菜园的面貌。

　　安东尼奥尼解释说，我尊重你的建议，现在只是取镜头，回去后还要剪辑的。

　　2007年10月，刘海平夫妇带着历时三年、耗尽自己积蓄制作的纪录片《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远赴意大利交给了安东尼奥尼的太太恩丽卡。三个月前，安东尼奥尼已经逝世。恩丽卡看后在电话中说，她看了《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纪录片后很喜欢，当晚就梦见了中国。

　　2010年1月18日，《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最新版本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首次放映。

一位美国学者近四十年的观察

　　作为一名中美友好的使者，六十七岁的南希见证了大菜园村的沧桑巨变。

　　1972年，南希以关心亚洲学者的身份首次踏访了大菜园村后，就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先后十次来到大菜园村，用相机和文字记录着这个村庄。

　　1981年至1985年，热爱中国的南希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当外教。任教期间，她每年都要利用假期来林州搞社会调查。南希第一次来到大菜园村，她被安排在石存吉家吃住两个月，此后，每次来她都吃住在石存吉家。石存吉一家的变化成了她了解大菜园村变化的一个样本。

　　今年六十三岁的石存吉是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1972年南希来的那一年，他就是农村的赤脚医生。当时，村卫生所是五间土坯墙瓦房。1996年，村卫生所盖成了外墙贴瓷砖的七间平房。1982年，南希住他家时，他家是五间土坯墙瓦房，屋内没有什么家具。1993年，按照村里统一规划，石存吉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盖起了上下两层共十间的宽敞楼房。现在，除了一般家电外，家里还有电脑。

　　1972年，大菜园村人均收入一百元，20世纪80年代初人均收入二百多元，2007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六千多元。现在，大菜园村家家是楼房，村里有挖掘机等大型机械七十多台，小轿车一百多辆。由于林州市城市框架的逐渐拉大，现在大菜园村的两千四百多人成了城镇居民。

　　四十年来，虽然大菜园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淳朴的民风却没有改变。至今，大菜园村很多家庭的门楣上仍镶有“善为宝”、“和为贵”等字样。

　　2008年9月份，南希带着一个美国记者又来到大菜园村。这年11月18日，石存吉收到了南希寄给他的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报纸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对大菜园村和石存吉家三十多年的变化进行了描写。

　　每次来林州，南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她的眼里，所有的林州人都和石存吉家里人一样，是那样的淳朴、善良。每次来林州她都要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林州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早已深深地烙在这位美国老人的脑海里。

　　位于林州市市区的一个市场内人头攒动，这是2006年11月大菜园村筹资一千五百万元建起的林州最大的蔬菜粮油批发市场。四十年前，这里可是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一片菜地。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镜头中大菜园村的胡同早已不复存在，代之的是一条条整齐统一的新胡同，原来胡同两侧的土坯墙红瓦房则变成了林立的楼房。村大队部也变成了漂亮的两层楼房。■

（原文《意大利名导安东尼奥尼与“反华”影片<中国>》刊于《名人传记》2012年第1期 文/殷孜涵）